族谱是一种记载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及家族重要成员事迹、家族重要史料的文献类型。由于这种文献主要是以表谱形式来记载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，故最初时被称为“谱”或“牒”。在中国古代，以文字来反映其内容的文献称为“书”，以图像来反映其内容的文献称为“图”，以表格来反映其内容的文献则称为“谱”或“牒”。宋代以后谱牒这种文献主要被称为“家乘”、“家谱”、“支谱”、“族谱”、“宗谱”、“联谱”、“通谱”等，虽然其形式大同小异，但收录范围却大有区别。一般而言，“家谱”多为一个家庭五代之谱，所录人丁有限。现在许多家族因各种原因，难以修成族谱，因此一家五代之谱便应运而生；“支谱”为同一始迁祖的某一支房之谱，也称“房谱”；“族谱”为同一始迁祖的一族之谱；宗谱为同一始祖的不同族别之谱，如赣西湘东客家人为联络声势而常常修纂宗谱；通谱则为某一区域内同一姓氏的不同族别之谱，如湖南湘西北的氏族特别喜欢联合鄂西、蜀东的同姓编纂通谱。也有同时使用二种或以上名称者。

族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、教育学、人物传记及地方史资料，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，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、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。而族谱之不足，也为人所深刻认识。家谱之不可信，也是各方志多不列氏族志、各艺文志概不收族谱的重要原因。清钱大昕《钜野姚氏宗谱序》称：“宋元之后，私家之谱不登于朝，于是支离傅会，纷纭踳驳，私造官阶，倒置年代，遥遥华胄，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。”胡适《曹氏显承堂族谱序》言：“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，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那里去了？”谭其骧亦认为“谱牒之不可靠者，官阶也、爵秩也，帝皇作之祖，名人作之宗也。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，则并不在乎此，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。”其实，族谱作为各族所自撰，又岂止仅官阶、爵秩之不可信，特别是湖南土著氏族（大部分已汉化，仅小部分至今仍为土家族、苗族、侗族、瑶族等少数民族）的家谱，普遍存在攀援华胄、伪造始迁、讳言土著的现象，一些家谱还有明显违反史学常识的记载。

中国族谱在古代主要的作用是“出仕”、“联姻”、“敬宗”、“收族”，但现今学者关注族谱则更在于其中的文献价值。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曾言：“欲考族制组织法，欲考各时代、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、平均寿数，欲考父母两系遗传，欲考男女产生比例，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，恐除族谱家谱外，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”，“尽集天下之家谱，使学者分科研究，实不朽之盛业。”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也认为“我国史籍之富，举世无比，然列代公认的官修正史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自今论之，尚难允称‘信史’。今青年治史学，当于《二十五史》外博求史料，取精用宏，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。而今我国史学领域，有尚待开发的二个‘大金矿’，即地方志和族谱，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，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，为正史所难于悉记而不为人所知者。”

姓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，“姓”产生于中国母系氏族时代，当时的姓很少，仅二十多个，大多数都从女旁，如：姜、姚、姒、姬、娲、婢、妊、妃、好、嬴等等。随着氏族的不断发展，一个“姓”又分化出若干个“氏”，目前中国仍在使用的姓氏约7000多个，其中绝大部分为“氏”，极少数才是古代的“姓”，只是现代人“姓”、“氏”不分，“氏”都衍化成了“姓”。

族谱又是反映姓氏最原始的文献，为了让现代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姓氏文化及族谱，湖南图书馆特举办“中华姓氏源流及族谱系列展”，拟逐一介绍各姓氏由来并同时展出馆藏各家族族谱，目前已举办三期“刘”、“王”、“李”，展览得到社会上广泛关注，许多读者都来询问何时展出自己姓氏的族谱。